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针对计算机系统研究（Computer Systems Research，CSR）的资助申请条件之一为：由CSR资助的计划，将在挑战具高度影响力的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这与在非高影响力研究之逐步推进的研究方式，恰恰相反。
欧洲研究理事会（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也指出：
向ERC提出研究补助申请，需于科学成就抱负上，或研拟的方法（包括在常规学科之间使用非常规的研究方法）之创新性与新颖性上，皆具有远大的目标。计划提案应处在所涉及领域的前沿，应具较高的开拓性或影响深远，并引入新颖的、突破性的或非常规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风险观点在其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下被证明是正确的，且其影响超出了特定的研究领域或学科。
换句话说，这代表全球研究补助的趋势，即典范转移研究：我们只欢迎伽利略与巴斯德等强调尖端（frontiers）、突破（breakthrough）、雄心壮志（aim high）、创新（creativity）、风险（risk）、非常规、影响深远、开拓性的佼佼者。
然而，我对这个趋势却不以为然。纵贯人类研究的历史（约99.97%, 精确的统计数据来自我的开创性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是渐进式的。其次，当确实发生重大突破（剩余的0.03％）时，通常都不是意外或非计划中的突破。
渐进式研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式。以爱因斯坦为例，在他与意大利好友散步时，他不断构想，从而一窥时间与空间的秘密。每个研究有成的专家都曾阅读前人的文章，再在其基础上，找寻自己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有人认为被苹果砸到而直觉地构想到宇宙构造的是可能的，那他显然对牛顿之前的学术成长，视若无睹。
这里我分享一个例子，来自科学家Tony Hoare本人的自述：
1968年10月，当我正在贝尔法斯特的新家中整理我的作品集时，我偶然看到Bob Floyd发表的一篇预印本，名为《Assigning Meanings to Programs》。真是太幸运了，我终于找到可能实现我研究的方法。因此，我写了第一篇关于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公理化方法的论文，并于1969年10月在《ACM通讯》中发表。
若Tony Hoare以此研究向上述的两个单位提出研究经费申请，我们可以想象如下的回应：您好，如您所述，研究中的基本想法来自Floyd，此研究属于渐进式研究，而我们则是更感兴趣典范转移研究。
负责研究计划审查的人本身也是科学家，一定深知渐进式研究的价值，然而，他们怎么会发出如此荒谬的回应？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这些科学家对产业模式的偏好。在风险投资产业，资本家会选择资助10个计划，只要其中至少一个计划能成功，他们就能获利。于是，这种投资模式应用于科学研究领域，就造就了强调“风险”的研究补助新趋势。
然而，这种新趋势是否适用于现况，需进一步探讨，因为风险投资家会不断评估他们的投资报酬率，一旦他们认定某项投资不会成功，他们便可能在一夕之间切断资金来源。而在科学界领域，大多数的研究突破，需要花费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见端倪。所以投资效率周期较长。
第二个原因是一种避免平庸的极度渴望。我们可以同情出资者，他们看过太多研究者“对最新流行词汇的细微补充”的提案。这类研究成效不显著，有做跟没做差不多。如此，资助者当然希望投资更有意义的研究。
于是，出现了一种现象，即所谓的承诺通胀（promise inflation）。在被告知必须在成为达尔文或无法获得资源之间作抉择，研究人员审时度势的学会许下空头承诺。他们也了解“风险”和研究的不确定性，甚至失败的高度可能性，但为获取资助，他们愿意放手一搏。然而，这种投机方式，可能导致提倡以正常方式研究的真正有为的学者，失去获得补助的机会。
尽管有研究资助的风险投资主义存在，但依然很多的资助机构秉持研究的初衷，如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补助说明让人耳目一新：本基金会评估的核心标准是科学质量、原创性、研究方法以及申请人的资格与过往的学术成就。经费是基于竞争性的方式授予申请人。
研究的“渐进式”与“开创性”，孰是孰非？我坚信典范转移投资并不会长久。前面引述的ERC的简短文字，重复强调研究计划须具有大胆创新的特性，我认为有必要在同一段落中重复强调多次的主张，暗示着该主张的制定人对此也感到非常不自信。在实际执行上，这更像是一种炒作，不仅不会带来突破，反而只会引起更多无谓的炒作。
References
1.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ivision of Computer and network Systems, Computer Systems Research, http://www.nsf.gov/funding/pgm_summ.jsp?pims_id=13385.
2.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Advanced Investigators Grant, http://erc.europa.eu/index.cfmfuseaction=page.display&topicID=66.
3. The Berne years; see any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4. C.A.R. Hoare, An axiomatic basis for computer programming,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2, 10 Oct. 1969. A retrospective on this historic paper appeared in the Oct. 2009 issue of Communications.
5. C.A.R. Hoare, The emperor's old cloth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4, 2, Feb. 1981.
6. Robert W. Floyd, Assigning meanings to program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Symposia on Applied Mathematics, 19, 1967.
7.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http://www.snf.ch/E/funding/projects/Pages/default.aspx. (Disclosure: the SNSF has kindly funded several of my research projects over the past years.)
